唐杰 | 通识教育回忆——我在复旦做助教

本文转载自“复旦通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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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杰，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今年8月底，第三届大学通识教育联盟年会在北京大学召开，盛况空前。作为近十来年通识教育创始到普及过程的亲历者与受益者，唐杰老师回忆了他在复旦大学担任通识教育课程助教的经历。助教工作中的讨论交流帮助他找到了从理解“文本”到反观生命历程的路径。而研读经典中形成的紧密共同体则将这些宝贵的生命体验不断传承、翻新。

2004年春夏之交，甘阳先生来复旦讲大学传统与通识教育，倡导通识理念，在第四教学楼东侧的那个大阶梯教室里，座无虚席，地上和窗外走廊上也都挤满了听众。那时我是座下的一名听讲座的研究生，第一次听到“通识教育”这个词，虽然不是很明白其全部的含义，但是，分不清到底是甘阳演讲的魅力还是通识教育理念本身的感召力使然，我一个研二的哲学系学生，就觉得从此这事跟我有关，跟高等教育的改革有关，跟中国在某方面的前途有关。

是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代入感。很多事情，因缘际会，一点就亮、水到渠成。在大学里，永远都有那么一群学生，他们沉浸在图书馆、活跃在课堂和各种文化讲座中，然而他们并非只是为了学一门用于找工作的手艺，大学在他们心中曾是神圣而庄重的，单纯的培训班式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教育，并不能满足他们日益渴求整全的心灵。得不到满足的失望情绪，已经在中国的大学里弥漫了很多年，随之而来的还有高等教育在公众人文评价中的每况愈下。通识教育，就在这个时候，迅速抓住了那些优秀的灵魂，从锐意开拓的教育改革家，到思想信念上嗷嗷待哺的学生，一场应时所需的创新改革势在必行。

2017年8月底，第三届大学通识教育联盟年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再次受到了广泛关注，联盟的规模达44所高校。通识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已越来越深入人心，并且还写入了国家的“十三五”规划。回想起来，我与通识教育的渊源复杂而有趣：我既是复旦大学通识教育培养的第一批学生，也是这一通识教育实践中最早的一批助教，而今天我又是通识教育的一线教师，我和同事们在重庆大学开展通识教育也有五年时间了，并且还在不断的研究探索中推动着它持续发展。

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成立

2004年秋季学期，复旦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试点依托筹办中的“思想史研究中心”的诸位老师开展起来，面向全校本科生公选，最初开的那门课叫“西学经典导读”，每学期由七、八位老师来共同主讲；教材是自编的，分两个学期把从古希腊到19世纪末的西方经典，选取了一些篇章汇集成册。随后2005年，“复旦学院”成立，以此为组织平台，通识教育正式在全校范围启动。

当我们参与历史的时候，它或许就是眼前不经意的那些琐碎的感性活动，而当我们回首往事，发现我们走过的路已蔚为壮观。复旦大学通识教育的开展，领全国风气之行，十多年下来，已经形成了特色完备的课程体系和丰富的管理经验，成为同行观摩学习的榜样。这是那些令人景仰的教育管理者和前辈学人共同努力的成果，当然其中也有我们这些最初的学生、助教的一份普普通通的参与。

西学经典导读（I）的目录与主讲教师

历数起来，我先后参与过三门课的助教工作，包括思想史研究中心各位老师合开的“西学经典导读”、丁耘老师的“理想国导读”，还有曾亦老师的“三礼导读”。获得助教资格，还是经历了层层筛选的：从申请陈述、参加面试到接受助教培训，我印象中从一开始，这件事情就不是一般的慎重。面试的时候你要陈述你的申请理由，对通识教育的理解，尤其是你能为服务学生提供什么等等。培训与交流每学期都会有个两三次，地点就在十教也就是后来复旦学院的办公楼里。培训包括对通识教育总体认识的讲座、教学管理介绍、老助教现身说法等等；期末的时候，每门课还要认真地撰写助教总结。

对于复旦这样的综合型大学来说，原来全校公选课已经达几百门之多，加上各院系自己的专业课本来也可开放给外系旁听，其中有不少就是经典导读类课程，为什么还要去建设全校性的通识课呢？这是一个大问题。它不仅涉及到通识与专业教育理念的差异，也涉及到具体排课时，原来的公选课与通识课、专业课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还涉及到教育管理中千丝万缕的行政关系需要重新梳理。这倒不是我那时最关心的问题，但却是后来所有推行通识教育的高校普遍会遭遇的问题，由此可见创业艰难之一斑。但作为当时一名学生助教，通识课让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它的讨论班与读书报告的培养方式，因为这与之前上过的课程都不一样。

西学经典导读(II)的目录与主讲教师

自从我们的大学成为技能培训班之后，课堂教学规模就不可遏止地扩张开来。由助教组织带领的讨论班制度是对这种规模化教学的一种补偿或纠正，而要求大量撰写读书报告则是促进深度学习的恰当方式。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最初是按50人配一名助教为标准进行设置的，后来随着课程的增多和选课人数的合理分配，讨论班的规模不断缩小，有时只有20-30人，真正实现了小班讨论。那时的讨论班通常安排在课外，不占用正常课时。我们助教会根据自己的课外时间，公布几个时间点组织讨论班，比如周三晚上、周日下午，学生们则会根据自己的作息，自由选择去参加哪个讨论班，两相契合。

今天，助教工作的这些环节已成为各高校通识教育的通行做法，然而在当时，这些制度是一点点在摸索中构建的。比如，即使分班讨论，一个讨论班的规模可能也有30-50人，这样如何能让每个学生都发表见解呢？我们探索的方法是，在每次讨论班上把他们再分为3-5小组，每小组选出组长维持秩序。10人左右的规模就可以很直接地讨论交流了。讨论课之后再写读书报告，因为思路已被打开，学生就觉得容易许多，而整个过程中无论是知识映证，还是情感与观点交流碰撞，印象都会非常深，知识从静态灌输变为一种动态的生活与思想方式，学生可能一辈子都忘不了。

学生密密麻麻的听课与讨论笔记

在助教工作中，我自己也是听课的学生，可以说是通识教育的首批受益者。像《理想国》、《三礼》这样的专书导读类课程，那时是很少在学科化的本科或者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中开出来的，但恰是在通识课堂上，我接触到了它们，从此发现了新的世界。就此而言，我尤其感谢通识教育，感谢那些年在这课上给过我指引的老师们。后来我工作之后，也开设过《理想国》等经典导读课，还带过很多次经典类读书小组，对我来说，这些文本并非仅仅是学术研究的所谓“对象”，更重要的是，它们曾经是我生命历程中的一个亲切部分，是思想与世界观形成中的一个路径，换而言之，是“自我”所从来、所安顿的一个熟悉的地方。

助教工作还让我得以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同样做助教的研究生同学。一种共同的参与感和主体性，把大家联系起来，让那段时光总是充满愉快而新奇。“三礼”课的几位助教和学生，因为课程的机缘，围转在曾亦老师的周围，相与问学。在兴趣和热情推动下，大约在2005年春天的时候，曾老师在家中开始为我们开起“小灶”，做起了读书会，从《公羊传》一直读到《仪礼》，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寒来暑往、生员流转，十多年过去了，这个读书会至今还存续着，培养着一批批弟子。读书会的首批参与者如今也都在各自的工作中继续着相似的研究，许多已小有成绩。再过十年、二十年，当人们叙述起新世纪之后的公羊学与礼学研究的共同体时，大概回避不了总要想起这个读书会和那时这些灿烂青春的面容吧。

曾亦老师家中每周三晚上的读书会

通识课让我们曾经相遇并留下了故事，在复旦参与通识教育的回忆正在不断衍生出其独特的光环和意义，这是通识教育的组织方式与历史经验，正在涌现出的丰富的人文内涵。在参与通识教育过程中，那些读过的圣贤书、交往过的好友、发生过的故事，都已成为我思想和生命的构成部分。很多年过去了，我越来越领悟到，人文学术和人文教育，其实就应是我们生动的生活过程本身：每一次的相遇，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路径，就会有不同的故事，生命体验借助经典阅读中的字句和义理而得到映证、分享和彼此交流，成就着灵魂的自然生长。因此，这样的课堂，必定不同于某些注重知识罗列和原理传授的上课方式，因为每一次它都将是独一无二的，每一次授课都是新的一群参与者、新的共同体，开启了意义的重新和不断生发过程，它永远也不可能被所谓的网络慕课（MOOC）教学所取代。

我们在大地之上创造着不朽，让一种传统以“生长”的方式不断绵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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